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创新：为何可能、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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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璇，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对基础理论研究愈加重视。这既是国家大力支持基础研究战略部署的回响，更是学界面对变化中的国家处境与世界局势产生的自觉意识。回顾学科发展史，现代中国政治学自诞生之初，就背负着为民族振兴求方略、为国家发展谋出路的紧迫重任，经世致用之学的烙印就此打上。无可厚非，政治学之父亚里士多德在为这门学科进行类型学划分时，早已强调：政治学是一门实践学科。自19世纪孔德的实证主义对西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以来，直接针对可观察经验事实的政治学应用理论与应用研究，顺理成章地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大势所趋。政治学的实践品格似乎笃定要以其科学化和应用性来凸显，政治学被政治科学定性、甚至为政治科学所替代，几乎已成定局。而裹挟于全球化科技革命浪潮、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发展的政治科学，又时常被误当作政治技术来加以借鉴和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政治学界无论是主攻基础理论研究、还是从事应用型研究的学者，都对这样的“定局”莫衷一是。前者始终认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思考积淀，不仅面临出成果较慢的窘境，也会因无法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及时解决国家社会面临的大问题而被认定难有作为。基础理论研究者担心，政治学界对锋芒毕露的应用型研究趋之若鹜，将进一步加剧基础理论研究边缘化稀缺化现象，甚至遭遇生存危机。然而，主攻政治学应用研究的学者们并不认为自身处于学术研究生态链顶端，反而觉得应用研究的实用取向，使研究成果的深度、信度与效度既取决于现实、亦高度受制于现实。不仅既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支持条件和学科专业壁垒难以满足政治学高水平科学化发展的需求，而且政治现实的难以可控与信息屏障导致实证研究者常常踯躅不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学应用研究饱受无法回应现实而只能为现实辩护的指责，还总被扣上唯技术论的帽子，简直“吃力不讨好”。面临诸多压力的政治学应用研究，有时也不得不迫切地在大量积累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相关理论，试图以对现实案例的归纳为突破口来实现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创新。但是，对复杂政治现实进行历史诠释和归纳总结所形成的理论，倘若难以经受可公度性的、基于常识的标尺对其进行衡量与批判检验，不仅不能直接等同于基础理论，更难说是实现了基础理论的创新。

政治学界对自身研究处境的认知与判断，始终为政治与政治学的缠绕所衍生的低度安全感与高度不确定所扰。这样，一来会遏制开展基础理论研究的持续动力，二来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大多只能通过为各种既有的非基础理论仓促定性、从特殊个案到一般理论的牵强升级、或试图变革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语义来实现。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对于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而言，无论面临何种意义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是挑战与机遇并存。若能将困境与挑战转变为对机遇的把握，那么基础理论研究也会迎来重要的创新契机。因此，当尝试回答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为何可能创新时，国家与世界的巨变提示我们——时势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而理论创新也是一种顺势而为。诚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命运与人的关系——“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他们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迅猛胜于小心谨慎”。“与命运密切协调”意味着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若要顺势实现创新，既不能不惜代价颠覆传统、也不应只满足于致用务实骑墙跟风。时势为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背景，基础理论研究反过来需要把握机遇形成直指规范实质的问题意识、保持分析问题的独立视角，才足以实现创新。“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回溯上个世纪初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洗礼的近代中国思想历程，各路学人无不在变局中苦苦思索传统中国的现代出路。梁启超所谓为学之道“学术的鹄的在探求真理，而其效用在造福人类”，正反映了彼时学界既追求学术独立、又希望借助智识影响时局的双重心态。在多方借鉴与百家争鸣中，现代中国政治学在大学正式设科创立。重要公共舆论平台如《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等刊物，见证了思想的交锋与时局的变迁。政治学基础理论所涉及的政制、价值、国家社会发展等根本问题，得到充分而激烈的争辩与探讨，为当时重要的政治抉择提供理论依据与思想资源。

然而，前有国家遭遇严重外战内乱，重要报刊杂志陆续停刊，思想声音消弭，学术研究停滞，后有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取消了近三十年，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前进步伐大受阻碍。变化时势中的坎坷历程，循环往复的锁定结构，不得不让人对政治学基础理论是否能够顺势创新心生疑虑。不过，“生命力是摸索着通过试错而前进的”。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分析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指出，任意性、偶然性因素在科学研究的发展中不可避免且非常重要。在这些“动荡”因素的影响下，科学家会努力捍卫他们所认同的科学假定，如果这些科学假定代表着特定科学共同体公认的成就与价值，那么它们就是常规的、作为传统的“范式”。在特定时期内，它们看起来不可挑战并具有难以打破的完备性与完整性，但实际上它们与历史上或同时期或不同时期的其他多种“范式”一同处于科学发展的“存在巨链”之中。这也意味这些常规范式的完整性与完备性只是局部的，也非坚不可摧。范式的转移、更替、变化，不仅可能，甚至是必然。库恩生动地叙述了重要的“歧见”如何冲破重围成就范式转移的过程——“科学家往往要压制重要的新思想，因为新思想必定会破坏常规研究的基本承诺。不过，只要这些承诺还保留有随意性因素，那么常规研究的真正本质保证了新思想不可能长期被压制”。新思想引起科学研究“范式转移”之时，也是科学革命发生之时，而“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与之不相容的理论”。

把这样的分析拓展应用到镶嵌在国家发展与人类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便能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非常时期的巨变时局，以及人们的政治生活如何从常态经历变局过渡到另一种常态的过程。我们便不难理解，即使时势及源于某种常规和传统的力量常常对探究政治社会根本问题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产生阻力，但既然范式可以转移，创新亦是可能。库恩带有典型结构主义特质的论述分析，无疑为破除某种地理决定论、历史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悲观认定，在剧变时局中勉力实现政治学基础理论创新，打了一支强心针。同样，这对于从全球层面来合理评估处于危机与挑战中的现代政治基本价值理念，以确立一种审慎的信心，也不无裨益。

至于如何可能实现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国家与世界经历的变局从“千年”到“百年”，探求根本的、永恒的政治学问题也需要有不同的创新思路。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应当是一项检验有无的工作。审视是否存在认肯及捍卫现代政治基本价值并努力守护体现该价值的制度建构的政治学共同体，这是政治学基础理论形成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提。如果这一科学共同体已经存在，亦需学界不吝话语、反复论析现代政治基本价值的内涵外延，以在威权与意见并行的年代夯实政治学共同体与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石。如果这是一项未竟之事业，那么创新的第一步就是要努力形成这一现代政治学共同体。换言之，在当下谈创新，不是全然“照着说”、“接着说”，而是需要“从头说”、“反复说”。现代政治学共同体之“共同”，决不在于只有共识而毫无分歧，而是对什么是现代政治基本价值与理念要有一种“共同的底线”认知。这样的认知不是超脱于常识、专属于“学院派”的非凡智慧，而是基于常识及其相关经验的理解和判断。现代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探究那些模糊的、大而化之的常识及常识性经验，并加以清晰化理论化地表达。至于确立现代政治基本价值及其判准尺度，则需要经历充分探讨的过程。政治学界应鼓励思想碰撞交锋、包容多元学术声音，为关涉基础理论问题的学术争鸣创造条件、提供平台。这也是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得以逐渐形成现代范式并彰显现代特质的过程。

当然，政治学共同体需要具备一定的独立性，才有足够“底气”为基础理论的创新搭建学术争鸣的平台。政治学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离不开实际政治生活，政治学的过度政治化必定会影响学科与学术研究的独立性。韦伯的名篇《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对学术与政治的边界分明问题早有详述，不必赘言。正如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世界各国人民主张用科学精神对待病毒与疫苗，而非将其政治化，是一样的道理。然而，仍有不少响亮的、呼号学以致用的声音认为，学术服务于政治、基础研究为政治力量提供理论支持，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实践学科的宗旨，也满足强国富民的现实需求。尤其在关乎国势民运的紧急关头、在需要以政治力量引领国家发展的非常时期，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就应当以务实与效用为导向，快速实现成果转化以服务于国家和人民。这种主流声音也很好地解释了在清末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展主要取法日本与德意志国家学的缘由。诚然，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任何现代学科与知识体系，其旨趣理想都应当是造福人类社会。现代政治学的善疑求真属性及其效用目标并不绝对相悖。实际上，若要政治学基础理论最大程度地实现创新，并发挥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善的效用，首先应当有能力“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这样的独立性是得以打破窠臼有所创获的重要保证。但这决不意味着现代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设限、不“服管”。现代政治学共同体需建立起符合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学术评价体系；基础理论研究的伦理限度及公共善目标的具体涵项，亦需通过基于常识的学术论辩和公共讨论来确立。否则，任何借由实现“抽象的善”的名义来以强力为政治学基础研究设限，不仅是对学科与科研独立性的侵蚀，也会使基础理论的创新受到权力滥用的影响而难以作为。

当现代政治学共同体的建构与政治学研究的独立性处在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时局的需求、创获的压力和学人强烈的报国意识与公共责任感，促使政治学基础理论领域常常出现“曲线创新”——通过在研究方法与分析视角上吸收新技术、开辟新思路，或在历史解释分析中增加新个案、强化某种特殊性和例外论，继而直达对现代政治基本价值的规范定论。尽管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鼓励运用多元的方法与视角，但如库恩所言，“方法论的指导法则本身不足以对许多类型的科学问题提供唯一的实质性的结论”。同样，针对特殊语境中的个案与经验进行全面描述、提供历史阐释或展开定性定量考察，对开拓研究视野、实现知识增量、促进研究精细化大有助益，但不足以就此建构起政治学新理论，还容易混淆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所谓小中见大、见微知著，很有可能只是“盲人摸象，仅得一肢，以为全体”。因此，现代政治学人无论是要寻求基础理论的突破，还是尝试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在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内、乃至与自然科学学科实现协同创新，都应秉持规范的现代政治问题意识，在常识与智识“双剑”的加持下，敢于成为善用批判思维的创造者，而不是遵照既定文本但奉上倾情表演的说书人。

注：原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报》总第1774期，有删节，政治学人公众号所刊为全稿。

推荐语

基础理论是政治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优势所在，但遗憾的是，相关研究正成为学科议题中的弱势领域。文章对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强调了在新时代政治学基础理论创新过程中的立足项和目标点。对于学科发展，尤其是政治学基础理论创新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政治学人编辑部）

责任编辑：许飞 

一审：王智睿  二审：杨明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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